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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19日深夜，广西巴马西山的香刷洞传出了“叭叭”两声枪响——中国早期农动三大领袖（、彭湃、韦拔群）之一，广西农动的先驱，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者韦拔群被叛徒枪杀并割下了头颅，时年38岁。
韦拔群被杀害后，敌人将他的头颅放在一个玻璃金鱼缸内，相继在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示众，最后韦拔群烈士头颅在梧州神秘失踪，不知去向。
韦拔群，1894年出生于广西东兰。他早年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4年至1925年间，韦拔群为了追求真理、找寻救国救民道路，两度变卖家产，三度远离家门。
1925年，韦拔群从广州农动讲习所学成返回东兰后，在当地开办农动讲习所，积极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动推向右江地区。1929年12月，韦拔群参与领导百色起义，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今年10月19日是韦拔群烈士牺牲90周年的纪念日，最近，我怀着追寻革命历史及对革命先烈崇敬和缅怀的心情，整理了近十多年来，我在创作长篇红色纪实文学《东兰1960追查告密者》中，从东兰和梧州地方志及史书史料中收集到的关于韦拔群烈士被敌人杀害后，头颅神秘失踪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及梧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公安人员寻找韦拔群烈士头颅下落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整理成此文，谈谈发现、发掘韦拔群烈士头颅的真实过程。
本人查阅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及查阅了1933年《民国日报》11月11、15、16日的“擒斩韦匪拔群详志”报道，并根据《中国东兰县历史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中收录的，韦拔群烈士被害时贴身警卫员罗日块及韦拔群烈士胞妹韦武丁的自述，整理出了韦拔群被害及头颅失踪的具体经过：
1932年夏，为扑灭农民领袖韦拔群点燃起来的熊熊革命烈火，桂系军阀在白崇禧的亲自布置和督促下，纠集上万名正规军及地方武装，由廖磊担任总指挥，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实施了第三次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围剿”，同时派出由政训人员、红军叛徒组成的“红河剿抚大队”，潜入壮乡瑶寨，收集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及红军活动踪迹的情报。此外，还重金悬赏捉拿韦拔群、陈洪涛、黄大权等红军主要领导人。
敌“红河剿抚大队”了解到韦拔群的同村侄儿韦昂和他的妻子陈的白时常私下碰头，于是民团上尉参谋刘治带人抓来陈的白。在刘治的严刑逼供下，陈的白交代了跟韦昂接头的地点，并答应协助刘治诱捕韦昂。刘治抓到韦昂后，对韦昂酷刑折磨、软硬兼施，许以洋楼和14000块赏银。在刘治的威逼利诱下，再加上妻子陈的白的跪求，韦昂最终屈服。韦昂在与刘治签下一份协议书后，便与妻子陈的白开始谋划刺杀韦拔群的行动计划。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在巴马西山的香刷洞里，韦昂趁韦拔群病重昏迷之机，抽出韦拔群枕头下的驳壳枪，残忍地朝韦拔群的头部连开两枪，将韦拔群杀害。
守在洞口的韦拔群警卫员罗日块听到枪声后急忙返回洞里查看，韦昂以枪威逼，令罗日块用柴刀割下了韦拔群的头颅并装入背篓中，之后韦昂用枪押着罗日块背上韦拔群的头颅赶忙下山，到武篆中和圩向敌人邀功请赏。
敌军长廖磊得知韦昂刺杀韦拔群成功的消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急令民团局长梁旭秋、副局长陈有盛核验首级，在确认无误后，立即让东兰剿匪宣传队向南宁发电报，称“韦拔群被擒获杀死，于十九日晨已将首级解来武篆证验确实。”
敌人为夸功志庆，让民团局长梁旭秋组织民团团丁敲锣打鼓，扯旗放炮，提着韦拔群首级游街示众，随后将首级挂到曾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武篆魁星楼上夸耀功绩、恐吓群众。第二天，梁旭秋、刘治将首级送到东兰县城，廖磊即刻命人用药水对首级进行浸泡处理，放在玻璃鱼缸中运到百色、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巡回展示。
1933年春，韦拔群烈士的头颅被敌人拿到梧州大校场示众。然而，韦拔群的头颅在三天后就神秘失踪了。
韦拔群牺牲后，当地的群众把他的无头遗体从双茶洞运出来，悄悄地安葬在特牙山上，并盖起一座小庙，群众把小庙叫作“红神庙”，远近的人们都赶来烧香祭祀。
为了消除韦拔群在民众中的影响，反动派千方百计搜寻韦拔群的遗体。反动派虽拷问了韦拔群的胞妹韦武丁及许多群众，但始终找不到韦拔群遗骸的下落。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广西省委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为寻找韦拔群烈士头颅的下落，要求有关部及梧州市相关部门深入调查韦拔群烈士头颅失踪的情况。当时的梧州市文化局根据上级的通知，组织人力，进行广泛宣传、查访。为了获得线索，他们还查阅了大量史料，提审了被关押的梧州要员，并召开了文史工作者和老职工座谈会，搜寻韦拔群头颅失踪的历史线索，但是都没有什么收获。
为了获得线索，相关部门的具体调查人员还查阅了大量史料。他们从时期乡绅编写的《东兰痛史》中查到了韦拔群烈士头颅埋藏在梧州中山公园的相关线索。
梧州中山公园位于广西梧州市中心的北山上，1924年梧州商埠局拆除古城墙以扩大城区，把北山开辟为公园。1921年10月至次年4月，孙中山为筹备北伐，曾三次驻节梧州，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孙中山逝世后，梧州市人民为纪念这位伟人，于1930年在北山公园内建成中山纪念堂，公园从此改名为中山公园。
由于梧州中山公园面积达1870多亩，范围大，公园地形复杂，加之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公园变迁较大，虽然《东兰痛史》关于韦拔群头颅埋于梧州公园的记载比较可信，但要在中山公园内寻找埋藏韦拔群烈士头颅的准确地点难度仍然很大。
然而，梧州市政府始终不放弃寻找韦拔群烈士头颅的工作，此项工作从1950年开始，一直持续了10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梧州市文化局锲而不舍的努力下，终于在1961年12月找到了知情人——梧州市园林处退休工人周十五。
据《梧州市志》（文化卷）记载，周十五当时回忆说：1933年春的一天，我亲眼看见在大较场示众的人头。人头满脸黑胡须，装在玻璃金鱼缸内，用药水泡着，玻璃金鱼缸放在一把竖立的平梯上面。我当时听围观群众说，那个头颅是的大头目的。在一个早晨，在梧州中山公园做杂工的老叔李龙，正在公园捡大风吹落的枯枝。朦胧的晨曦中，他看见远处有几个人影，从公园西面山下小路。前面两人用簸箕抬着那个装着人头的玻璃金鱼缸，后面跟着一个当官的。当官的一见李龙，大声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快给我滚开！滚开！”李龙说：“我是公园的工人，在扫地。”后见这伙人在路边动手挖坑，李龙过去看了看，便对当官的说：“老总，埋在这里不好，又是路边，人来人往的。”那个当官的听了之后，立即命令两个工人把将要挖好的土坑回填了，还堆成一个假坟。他们收拾工具转移到下面的地方又挖了一个坑，草草地把玻璃金鱼缸埋下走了。李龙把自己目睹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我。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和李龙一起走到公园西坡水池边时，李龙用手指着相距十几步远的山边说：“人头就埋在那里。”我独自走到那个地方一看，发现是一个坑洼，由于日久雨淋，松土下陷了两寸多深。我在附近随手锄一两筐泥，把坑洼填平了。记得那时在坑洼旁，我看见种有一棵樟木，还有几棵丹竹。
根据周十五的描述，1961年12月13日，梧州市委的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工作组金年会官方网址，还有梧州市文化局的领导，在周十五的指引下，来到了中山公园明秀园韦拔群头颅埋葬的地方，开始挖掘工作。第一天，只挖出一些桉树根，不见头骨的踪影。第二天，往右移一米继续挖，挖了将近一米深，就发现泥土较松，并出现了一个，接着又发现一些玻璃碎片，当再往下挖1米多时，终发现了一个破碎了的约盆大小的金鱼缸，里面盛着一个头骨，头骨左额上方有两个洞。
“这十有八九就是韦拔群烈士的头颅了！”在场的人心情无比激动，多么想振臂欢呼呀，但大家此时明白，不能惊扰烈士的英灵。此刻大家能做的就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向韦拔群烈士的头骨深深地鞠个躬。
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清除掉头骨上的泥土，并用清水把它洗净，用红布包好，放到事先准备好的樟木盒内。
确定韦拔群烈士头颅被埋藏在梧州公园，是考证在梧州公园发现的头颅骨是不是韦拔群烈士头颅的前提条件——因为韦拔群头颅骨是从梧州中山公园起获的，必须有史料佐证当年的梧州公园确确实实是韦拔群烈士头颅的埋藏地。
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书刊的基础上，从4个方面佐证当年的梧州公园确确实实是韦拔群烈士头颅的埋藏地这个问题。
即：民国时的民间记载（如《东兰痛史》）；官方出版社出版的由官方编撰的文史书刊、资料；提审当年东兰县长得到的供词；民间传说，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当年梧州相关调查人员就是从《东兰痛史》中，首次发现能证实韦拔群头颅埋藏在梧州中山公园的文字记载。《东兰痛史》中第六章第四节有这样一段的记载：“韦拔群的头颅最后转到梧州，埋于梧州之公园”。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东兰痛史》是怎样一本书和它是怎么被发现的，以及它的历史价值。
《东兰痛史》成文时间约为1934至1935年，该书分上、下篇，上篇已散失，现只存下篇。《东兰痛史》作者为覃启瑞（字五彩）。覃启瑞(1887—1952)，壮族，东兰长乐乡板槐村人。父覃明甫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都彝哨团总，占有长乐、嫩山大片好田好地，是长乐地方豪富之一。
覃启瑞曾在桂林法政学堂肄业，桂林优级师范毕业，任过东兰高等小学校教师、县教育视学员，县自治筹备会副委员长。民国19年东兰农民革命蓬勃发展，他隐避在山峒中。民国20年，廖磊、石化龙进攻西山革命根据地，覃启瑞乘机勾结县民团副司令陈儒瑾，在长乐组织民团，攻打长乐乡板兰村苏维埃政府驻地牙满屯，串村搜捕苏维埃政府人员。
抗日战争后期，覃启瑞先后任过东兰初级中学校长，东兰县党部监察委员，县参议会议长。1931年至1932年在桂系军阀进攻东兰革命根据地时充当随军记者。
覃启瑞根据他亲身经历和充当随军记者时收集的材料，于1934至1935年撰写成了《东兰痛史》。
发现《东兰痛史》是一次偶然机会。1951年2月12日，东兰县人民政府在搜捕覃启瑞时，在东兰县长乐乡板槐村他家楼上的墙壁内起获该书。1952年，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覃启瑞被东兰县人民政府枪决。
《东兰痛史》虽然歪曲记载东兰县革命斗争历史，但它也在客观上记载了东兰革命根据地革命战争的发展真实过程。所以，现在党史刊物在记载东兰革命史实时也采用了该书的一些内容。
《东兰痛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韦拔群的头颅最后转到梧州，埋于梧州之公园”。从这段记载中，当年梧州相关调查人员基本可以判定韦拔群烈士的头颅就埋藏在梧州公园这一事实。
近年来，由官方编撰及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文献书刊、资料汇编，对韦拔群烈士的头颅被埋藏在梧州中山公园有正式记载。由于这些记载属于官方记载，比较有权威性。
如《韦拔群评传》（黄现璠、甘文杰、甘文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中“余论韦拔群死后之谜”一节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叛徒把韦拔群的头颅送给廖磊。反动派把韦拔群的头颅放在一个玻璃金鱼缸内，用防腐药水泡着，然后相继在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示众’。韦拔群头颅在梧州大较场‘示众’三天后便不知去向。”
又如《梧州市志》（文化卷）中的第二节“近、现代墓葬”中有这样两段记载：“韦拔群烈士的头颅被装在玻璃缸内，拿到广西的一些城市‘示众’，最后被秘密埋于梧州北山。”；“1961年12月13日，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找到韦拔群烈士的头骨。头骨左额上方有两个被子弹打穿的小洞。一子弹直穿左耳后部；另一子弹头尚在骨缝中。口腔上腭镶有金牙。经医学专家和老红军谢扶民等证实，确是韦拔群烈士的头骨。”
本人在2011年酝酿撰写红色长篇纪实文学《东兰1960追查告密者》时，为了收集当年韦拔群被叛徒杀害的相关历史资料，曾经电话采访了广西公安厅离休干部樊恒荣。
樊恒荣告诉我，为了调查、追捕1932年参与杀害韦拔群行动计划的凶手，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亲自派他到东兰协助调查、追捕杀害韦拔群凶手的工作。当时为了获得更多韦拔群被害及凶手的线索，他亲自到监狱提审了当年东兰县长徐家豫。
樊恒荣对笔者说：在提审徐家豫中，我问及了韦拔群烈士头骨的下落情况。当时徐家豫回答说，当年他只知道韦拔群的头颅被廖磊拿去示众，具体去向不太清楚。但后来徐家豫又回忆了一会儿，又说他离开东兰回桂林任职后，从一些同僚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韦拔群头颅去向的消息。
樊恒荣还告诉笔者说：徐家豫对他说，这消息来源是从两条渠道听说的，一条是从当年广西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朱尧元那里听说的，另一条是梧州保安司令梁仲西告诉他的。
徐家豫是1931年底桂系军阀在第二次“围剿”东凤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在1932年夏部署对东凤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时，黄旭初从扶南县（今扶绥县）调时任该县县长的徐家豫到东兰县任县长。
樊恒荣说：当时徐家豫对他这样说，他担任东兰县县长后不久，因与前任县长李瑞熊发生矛盾而得罪廖磊，1933年4月他辞职。赋闲之余，一天他去当时广西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朱尧元那里欣赏书法作品，在谈及徐家豫在东兰任县长的往事中，朱尧元告诉他，听梧州方面说韦拔群被拿去梧州大校场示众后就埋在梧州公园了。还有另一条消息渠道就是从梧州保安司令梁仲西那里获得的。在解放前夕，梧州保安司令梁仲西到桂林公干，拜访了他，在闲聊中，梁仲西爱说到了当年韦拔群的头颅埋在梧州的事情。
可惜的是，当年我采访广西公安厅离休干部樊恒荣的电线年电脑硬盘损坏，电话录音全部丢失。如今只能靠记忆回忆当年我电话采访樊恒荣的内容了。
我们知道，民间传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民间传说寄寓着民众对各类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从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抽丝剥茧，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
大家都知道，在成都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明末起义将领张献忠在丢失成都之后，曾经将无数金银沉入江底。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在2005年的时候，还真被人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随后专家来到发现地，进行专业研究之后，最终将张献忠沉银的一部分挖掘了出来。可见，民间传说有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然而，无独有偶。当年关于韦拔群烈士头颅去向的问题，在梧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梧州执法部门准备枪决时期作恶多端的梧州保安司令，临刑前该司令为了活命，拼命高喊：“我有重要情报要向政府交待，如果政府枪毙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个秘密了！”
在场的执法部门领导立即叫停执行死刑。保安司令坦白道：“当年韦拔群的头颅在梧州‘示众’后因已腐烂，是我命令手下人将它深埋在中山公园的。”执法人员押着该司令前往他所指认的地点进行挖掘。果不其然，韦拔群的遗首果然在此处被挖掘发现。
虽然这个民间传说与实际发现韦拔群烈士头颅埋藏地的经过大相径庭，但这民间传说本身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基于一定事实基础上才开始广为流传的，最终梧州民间这个传说也被事实给验证了。
可见，这个民间从另一个侧面相对地佐证韦拔群头颅埋藏在梧州中山公园这一史实，也体现了民间传说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特点。
